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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失圖與郭象偷書
2017-03-01   來源:塞上風網   作者:郝帥斌

 

  事情的轉變發生在公元263年前后。一個叫向秀的鐵匠,一改往日的斬釘截鐵、頑固堅決,變成了失圖的馬、迷途的羊。鐵匠只身前往波譎云詭的首都洛陽,不久前,被他背叛的朋友嵇康喋血洛陽東市。現在,他站在殺人者面前。沉靜如水,波瀾不驚。

  再沒人一起打鐵、一道灌園了

  過了黃河,就是河內郡。循著二百多里驛道,就到了山陽縣。這里是太行山南麓,山色清秀,泉水豐沛。很多大魏國的名士,聚居于此,圈地造園。風度翩翩的宗室女婿嵇康,也在這里經營著自己的竹園。竹林之下,圍簇著不可測度的阮籍、死可托孤的山濤、酩酊大醉的劉伶,爛爛如電的王戎,還有一生放浪不羈的小阮。雅好讀書的河內人向秀也在其中。這是一時風云際會的中心。

  向秀知識淵博,文章俊秀,少時聞名鄉里,以善解《莊子》而為山濤所知。經后者引薦,結識竹林高士集團的核心人物嵇康。在柳樹下,向秀脫下長袍,穿起短褂,甘為善鍛者嵇康助手。嵇康掌鉗,向秀鼓風,二人配合默契。錘起錘落,鏗鏘作聲,仿佛是在錘煉他們的意志。大汗淋漓之后,他們就跳進灌滿山泉的清池,洗濯那汗淋淋的沾滿塵埃的皮囊。

 

  他們沉酣于打鐵的時候,鐘會來了。嵇康玉山傲立,落錘不輟;向秀鐵著臉,鼓風不竭。他們旁若無人。鐘會是權傾朝野的大將軍,后來他率軍滅掉劉備和諸葛亮苦心經營的蜀國。但這時他來找嵇康,不是耀武,而是要大名士嵇康品鑒他那幾筆文墨。大約三國時代的軍事家,都喜歡羽扇綸巾的風度。據說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而來,把自己的作品扔進園子便要溜走。這時嵇康才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他回答說,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然而嵇康得罪的不止區區一鐘會。竹林名士遺世獨立的態度是對司馬昭篡位集團的無聲反抗。在專制的國度,只有順逆二途,決不允許獨立其外。嵇康既誅,向秀入洛。這成為一個時代的分水嶺。前面是龍性難馴的竹林時代,后面林下之游風流云散。

  鐵劍再經錘煉也能彎曲,何況向秀的意志。失去了嵇康這個坐標,向秀成了歷史學家筆下的背叛者和迷失者。當他終于站在那位號稱路人皆知其心的弒君者面前,后者還真有點迷惑。此時的司馬昭已歷經高平陵之役,將大好江山穩穩捏在手中。他帶著挑釁的口吻問向秀:“聽說先生向有箕山之志,可為什么現在你站在我的面前?”這個問題很燙手,答不好,余生恐怕要倒霉。

  但向秀似乎在入洛之前就做好了準備,或者說,他是想清楚了一些關鍵的問題。他輕描淡寫地答道:“巢父和許由并不懂得堯的用心。這樣的人不值得仰慕!”這個說法以道心來詮釋堯心,從玄理上貫通了儒道,從此,“儒道合一”成為向秀的新面貌,一股學術的新風尚悄然刮起。然而在司馬昭捋須微笑的同時,向秀或許感到一種徹骨的悲涼。

 

  數年后,向秀驅車往返于山陽和洛陽。馬車沿著崎嶇山路迤邐而行,這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不知何處傳來廖亮的笛聲,惶然間他重睹故廬依舊,卻再無好友一起打鐵、一道灌園了。向秀于是寫下那篇名垂千古的《思舊賦》:“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后各以事見法……”魯迅說,年輕時讀這篇賦,覺得剛開頭卻又煞了尾。后來,他說:“我懂得了”。

  起初,向秀通過嵇康結識呂安。呂安恃才傲物、輕視天下。嵇康的兄長嵇喜也不能幸免,被他蔑視為凡鳥。但呂安的菜園子卻為向秀敞開。他們一起灌園,共享勞動的簡單純粹和那健康質樸的原始生命之力。

  然而呂安這個倒霉蛋,因為老婆太漂亮,且大約也不懂珍惜一個菜農的風雅,就被哥哥呂巽誘奸。事發,呂巽反誣弟弟不孝。標榜以“孝悌”綱常治天下的司馬氏,不僅將呂安下獄處死,就連站出來說情的嵇康也一并屠戮。原來孝悌不過是清除異己的幌子,老實人心中的倫理綱常被那些標榜倫理綱常的權貴戲耍于鼓掌之間。

  “只容跡,不走心”的從政者

  《晉書》說:“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呂安之死,讓向秀聯想起李斯牽犬東門的故事。臨行前的李斯慨嘆再不能與兒子們出東門、牽黃犬、逐狡兔。數千年來這個故事刺痛幾乎所有讀書人的心。究竟是去做一條江湖里自由自在的魚,還是在廟堂做一個俯仰沉浮的功名利祿之徒?這個問題當年莊子和惠子在濠梁之間有過著名的一辯,而今它成為魏晉士人無法繞開的生存命題。

  向秀或許真的認為巢父和許由不懂堯心,但想來他還不至于以為,弒君篡位的司馬氏家族會持堯舜之心。從入洛至死近十年時間,向秀在朝不任事,史官說他“容跡而已”。也就是說,這位從政的士人在他的職位上只留下浮于表面的跡,卻從沒有走過心。

 

  公元249年,司馬懿消滅曹爽集團后,朝廷的文化政策不再像曹魏時那樣寬松。一個沒有正當性的政權,最在意的便是野無逸民。先是阮籍和山濤入仕,接著嵇康與山濤絕交。隨后呂安、嵇康引頸就戮。只剩下醉得不省人事的劉玲,彈奏《三峽流泉》惶惶度日的阮咸。那個年紀最小的瑯琊王氏子弟王戎,算是個識時務的,搖身一變,升官進爵,直做到大司徒的高位。當年大家一起捫虱論道,嘻嘻哈哈,如今道崩人散,棲棲遑遑。《思舊賦》里,向秀深情地懷念那“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的往日情誼。

  向秀的工作狀態一直不好。封侯非我愿。他并不想到要害部門日以繼夜的加班。從開始備皇帝咨詢的散騎侍郎,到給中書部門長官傳達教令的黃門侍郎、最后以散騎常侍死于任上,這些官職都不過是助手、顧問一類的清職。可此助手又非彼助手。做鐵匠嵇康的助手他是“心跡合一”,而做朝廷領導們的助手他是敷衍,是生計所迫。

 

  向秀只剩余生。他的心神寄托在伴隨其一生的所愛——《莊子注》。先前王弼注《老》,思想界給予高度評價,但還沒有人注過一本像樣的《莊子》。最初向秀要注《莊》,嵇康覺得,這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莊子的玄妙,非大智慧大心力之人,難以闡明。“更何況,”嵇康說,“言難盡意。”向秀一聲不吭,直到有天拿著批注得差不多了的《莊子注》給嵇康看。嵇康是哲學史上公認的莊生知己,此時對向秀的“妙析奇致”大為嘆服。

  嵇康既誅,失去帶頭大哥的向秀反而比往日更加平靜和堅定。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痛定思痛的向秀,向內燭照了歸路。這路是嵇康所沒有見過的。誰說名教與自然就勢不兩立,向秀開始調和二者。作為嵇康思想上最大的詰難者,向秀感到,嵇康式的追求逍遙的道路只屬于嵇康那樣天資卓異的人。而對蕓蕓眾生來說,他們固然也需要關照內心自由的精神,但更需要在社會體制中創立事功,得到世俗價值的普遍認同。向秀融通儒道,他把《莊子》從山林搬到塵世。在他這里,“逍遙”有另一種解釋:“與變升降”。

  惠、莊有“濠梁之辯”,嵇、向有《養生論》和《難養生論》。《難養生論》中,向秀反對嵇康“清虛靜泰,少思寡欲”的生活主張。他說,如果人“不病而自災,無憂而自默,無喪而疏食,無罪而自幽”,那么,就算真的能夠達到長生不死,活一萬年也沒意思。向秀看不上“沒有歡樂的長生”。

  向秀很幸運,入洛后他領著朝廷的俸祿,做著自己的事業。向秀也很遺憾,《莊子注》還是有《秋水》《至樂》兩篇未完,這個竹林后時代欲言又止的讀書人悄然死去。死時,子幼,精妙的學術遺產沒能守住,給一個叫郭象的后生小子以可乘之機。據說郭象為人行薄,竊取向秀的成果,僅僅補充《秋水》和《至樂》兩篇,修改《馬蹄》一篇,從此,天下只知大振玄風的郭子玄,不聞黯然銷魂的向子期。

  難道有人在抹黑郭象?

  郭象很神秘。至今沒人確切地知道他何年生、何年死。但這樣一個人,生前權勢熏灼,死后聲名顯赫。

  大約,郭象比向秀小二十五歲。郭象生在帝都洛陽。少有才理。時人把他和英年早逝的大思想家王弼相提。郭象成名,與大名士庾敳賞識也有關系,后者常跟人說:“郭象比我一點也不差”。當然光一個庾敳是不夠的,瑯琊王氏的掌門人、國防部長王衍也說了話,表揚他“口若懸河,注而不竭。”

  這樣一位有為青年,偏偏不愿意接受朝廷征辟出來做事。而是閑居文娛自樂。不過同是《晉書》,在《庾敳傳》中又說年輕的郭象做過“豫州牧長史”。他的為人,則最有爭議。比《晉書》成書早得多的《世說新語》就認為,郭象是一個很不厚道的小人,偷竊了向秀的著作,盡管該書也承認他有俊才。但《世說新語》的注者卻對他沒有半點批評,一味贊他的好學與才華。 

  千載而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侯外廬先生堅信郭象是一個“無跡可間”的“小人”,他把名教和自然攪混到一起,是有其政治的用心的。但寫下宏偉巨著《中國哲學史》的馮友蘭老先生就認為,郭象是冤枉的,正是郭象把向秀的作品“述而廣之”,才使得這部精妙絕倫的寶典流傳至今。對此,侯外廬先生并不信服,他覺得馮先生這是在袒護他的河南老鄉。哲學家任繼愈先生也加入討論,但他的態度有點騎墻,一面同意向、郭二人學術觀點基本一致,一面感到二人的著作又有點不同,“未必是竊取”。

  曾經一度時間,郭象到底是不是一個偷書賊,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后來有一種觀點從史學史的角度來解決問題,就提出“老儒相絀”的解釋。認為《晉書》作者是唐朝的儒士,郭象“援道入儒”,把儒學敗壞了,所以要以春秋筆法,貶損他。然而繞開郭象是不是真的德行差,竊取人家的學術果實,儒道之爭的看法到底是觸及了問題核心。根本上,郭象是把向秀想做的事情推向了頂峰。這個頂峰就是他儒道交融的“內圣外王”之道。

  “內圣外王”創自道家的莊子,“內圣”強調個人內在精神的建設,外王則是“內圣”的外顯,向外施王道而治天下。莊子以下,“內圣外王”過繼給儒家成為核心學問。尤其是歷史上那些領袖們,他們無不雄心勃勃地既要修煉內在成圣,又要建功立業、兼濟天下成王。追捧道家學術的士大夫則一向重“內圣”而輕“外王”。他們堅信如果一個人熱衷于名教,置身于功名利祿,就必然損害自然人格的持護。在魏晉,內圣與外王的沖突演化為名教和自然的爭論。以嵇康為首的士大夫紛紛越名教而任自然。

 

  按照向秀的意圖,名教與自然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可以調和,但他的辦法僅僅是“大隱隱于朝”。郭象大膽的提出,自然本身就是仁義的。這意味著建立在自然基礎上的名教成為道的正確體現。名教和自然,實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一個人身居廟堂之上,而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所謂“即世間就是出世間,在此岸而到彼岸”。于是,嵇康等人當年的林下之游就不再值得年輕人仰慕。哲學史上,如此創見被認為是一場革命。比郭象稍晚一點有個大官僚叫張華,他說“名教中自有樂地”,這樣的觀點在郭象之前,幾乎是不可能的。

  郭象出身寒門,卻在門閥政治時代躋身社會上層,自有常人不及的手段。不管少年時他是否真心選擇游弋于泥塘,后來他終于在司馬越軍政府的盛情邀請下,干上了向秀一樣干過的黃門侍郎,但他并沒有如向秀那樣無為終老,他深得司馬越信任,旋即榮升機要秘書長,一時忙得不可開交。《晉書》形容他的得志:“任職當權,熏灼內外。” 人們因為他對權力的過于熱衷而輕視其學問,指責其道德。然而大象無形,郭象無象。

  “心跡合一”才是佳境

  即使是最優秀的理論家也很難成為他的理論的最佳實踐者。但他們的理論并不會因此而黯淡。往往,穿過歷史的重重迷霧和黑暗,更加綻放出誘人的光芒。后人躍躍欲試踐行之,相信自己要比前人有更好的條件,也更有能耐實現之。

  用今天的話講,向秀的逍遙自在不過是為官不為,而郭象的逍遙自在,則是為官亂為,甚至為所欲為。向秀“容跡而已”,不知道他會不會自以為高明,但可以肯定,他的余生過得并不快樂。郭象一朝得志,權熏內外,他的余生卻充滿孤獨和慘禍。

  永嘉五年那場被石勒率領的蠻族大兵打的抱頭鼠竄的圍殲戰中,司馬越軍政府崩潰了。兵荒馬亂,郭象失蹤。有人考證他和成千上萬的王公貴胄、士卒貧民一樣,被踏成肉泥。也有人說他重病而死。但不無論哪種死法,對于世人來說,這不過一個薄情寡義的偷書賊在黑暗中殞沒。在亂世,一個讀書人為誰賣命,都不會有好下場,就連張華,自以為游刃有余,也沒有逃出為刃所傷的命運。

 

  和郭象比起來,還是向秀好一些,至少,他并無俗累纏身,而可以禪機早悟,即使他在《思舊賦》里痛徹地回憶,但有得回憶,總比連個好朋友和好名聲都沒有強得多。

  不過,郭象可能不以為然。有人說,向秀和郭象最大的區別,就是向秀以為,人們可以實現“有待”的逍遙,而郭象則說,“無待”也可以逍遙。郭象從來相信,人是自足的獨立存在。外在的條件和他人的觀點態度不能改變這一點。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可以不依賴他人而做到隨遇而安,這就是獨化于玄冥之境。抱著這樣的認識和態度去治國平天下,那就是行了內圣外王之道,如果天下人皆能在圣人的感召下做到這一點,那天下就是一個理想的圣王社會。

  可這理想的社會并沒有如愿而至。今天盡管人們總是希望鉤沉索隱,把郭象和向秀區別開來,但這就好比在一口煮的爛熟的肉鍋里,要分清眉間尺和他的王的頭顱一樣不易。

  曾經在一個秋雨淅瀝的夜晚,我和老師以及同門少春君一場酒后,冒雨而歸,聊起了嵇康、向秀、郭象還有王戎這些古人。我和少春君在老師面前各言其志——當我們畢業之后,到底會與向秀、還是嵇康,或者王戎更近。

  向秀糾結但不會太糾結于要不要進體制的問題。他也永遠不會像嵇康那樣去寫棱角分明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向、嵇二人一個入仕、一個逍遙于林泉;一個主張人們回到世俗關系之中,不避群體,不約束自己,不使心靈受苦,該喜則喜,該怒則怒,真正的像一個自然人那樣“稱情任自然”,可后來的現實卻是,在“道與勢”相沖突的格局里,他僅僅做到“容跡而已”。另一個不愿踏入仕途一步,愿一生一世逍遙與泥塘之中,但終究臨刑東市,固然他念念不忘,廣陵散還是從此絕矣。

 

  君子和而不同,他們都是以自己獨有的方式在塵世獲取價值,骨子里他們是心心相惜的同類。但我們可能誰也不會成為王戎。因為“內圣”和“外王”始終不可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我們也不可能僅僅“容跡而已”。“跡”這樣一個來自《莊子》的概念曾經被郭象多次使用。郭以自然為“履”,“跡”為自然之履留下的痕跡,徒具其表而失其神。后人執圣人“跡”,只能成“萬世之禍”。遺憾的是,郭象不滿足于跡,又迷戀于位,而終于也失其神。不足效也。

宋人蘇軾曾為士大夫們“心跡不一”而苦惱。在他看來,心和跡合一才是佳境。今天,這種狀態或可解釋為,人們在他們喜歡的位置上做著他們自認為有意義的事情,這個世界就會是一個王道樂土。不知道這樣的樂土我們是否可以抵達,我只知道,時過境遷,青春飛逝,而今我們俗累纏身,恐怕再也不會像大學時代那樣,和老師酒后冒雨而歸,一起討論著向秀、嵇康、郭象以及王戎這些作古已千年的人了。(文/郝帥斌)

【編輯】:荷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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