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為首頁 加入收藏
>>您當前的位置:首頁 -> 文史 -> 趣話
你知道李鴻章是如何來看待新聞價值的嗎
2017-06-22   來源:中國網   作者:西窗飛雨

 

  在以欽差頭等出使大臣的名義赴俄國簽訂《中俄密約》之后兩個月,也就是1896年9月2日,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乘圣易路斯號油輪抵達紐約開始對美國訪問。這是大清國外交的頭等大事。李鴻章在美國受到了空前的禮遇,那外交隆重的盛況與國內清政府的窘境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在紐約華爾道夫大飯店接受《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李鴻章關于新聞的一番評價,可以說是入木三分,直插要害。他說:“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么大的發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真實是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新聞報道要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而不是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毛主席也主張新聞要講真話, 要如實報道戰果、成績和災情。可見,新聞真實是新聞的起碼要求。媒體作為時代與社會的記錄者,只有秉承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堅守新聞報道的客觀真實性,才會受信于眾。昨天是今天的歷史,今天又是明天的歷史,沒有媒體記者的真實記錄,歷史將按照某些人的一廂情愿,不可避免地淪為一堆毫無意義的文字和圖片。

  19世紀末的李鴻章,能有這般眼光看中國的新聞現狀,卻不能不讓人生出由衷地欽佩與贊嘆。但是,我覺得,李鴻章的新聞價值論調本身并無錯誤,錯誤的是,他將新聞不講真話的責任全部推給了報紙的編輯們。作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政府頒行了新聞法規,準許報紙官辦與民辦。那些報紙的編輯們,無論是官辦的還是民辦的,聽到李中堂大人這一番情真意切的話,一定感到特別冤枉和憋屈。至于其中的原因,法國拿破侖好像更有資格作出清晰的解釋。拿破侖不太喜歡看法國當時的報紙,當問及其中的原因,他直言不諱,稱是“我國報紙上登的東西,全是按我的旨意寫的”。清朝報紙刊登的內容,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中國自古以來重視思想統治,焚書坑儒、腹誹罪、文字獄,對于統治者不喜歡或者不想聽到的民間聲音,均采取果斷措施,使其沒有任何條件地銷聲匿跡,以確保統治秩序的安寧有序,否則的話,便要封殺,便要殺頭。大清國是愛新覺羅的家天下,除了準許他人為其康乾盛世歌功頌德之外,誰還會容許別人對清末“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腐敗之象說三道四呢?大清國承繼歷朝歷代言禁制度,不過這種局面在晚清時代有了很大改觀。作為外國入侵的副產品,外國的先進思想也傳入中國。出于應付局勢發展需要,清政府頒行了新聞法規,但是,在封建權力的壓制下,卻沒有多少呼吸的空隙。

  1896年的中國,政治腐敗,國力貧弱,外國列強軍事打壓和經濟盤剝,治下百姓民不聊生并起義造反,維新派變法圖強,革命派風起云涌,都在加速病入膏肓的清朝政府土崩瓦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處在水深火熱中的普通百姓,在清朝腐敗與外國欺壓下茍延殘喘,直面殘酷的鎮壓,他們流血流淚的沉沒的聲音,中國的報紙媒體會不會如實記載呢?

  某種程度上,新聞記者的職責與史家相同,需要不顧一切地尋求事實真相。新聞媒體的這種使命與擔當,必須基于政府堅實的民主基礎,基于社會公眾較高的民主素養。媒體的新聞真實,本質上是公眾知情權和監督權的要求,是“人權在精神領域的體現”,政府有義務保障公眾對事實真相的了解,這是政府的責任。顯然,在清朝專制統治下,民主還只是革命黨人的夢想,遠離中國社會生活的基本現實。與之相適應,報紙與媒體,不過是清政府的發聲器而已。已經在社會公眾革命暴風雨中瑟瑟發抖的清政府,怎么可能準許報紙報道對外作戰一敗涂地和對內鎮壓血腥暴虐的無能與殘忍呢?

  除非編輯們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隨時為了真相犧牲生命,甚至做好被誅九族的準備。我斗膽猜測,即使李鴻章,也不會允許編輯們詳細報道自己在《中俄密約》上簽字時對俄國侵略者犧牲掉的國家尊嚴和主權利益。其對《紐約時報》發表的觀點,也不過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無法規避的正確的廢話而已。

  報道真相,即使如此簡單的命題,因為遠離民主的土壤,這高貴的價值,注定要與謠言共舞,淪為街頭巷尾廢紙上的文字或者圖片罷了。

【編輯】:荷蓬
關于我們 | 編輯信箱
凱風網版權所有 寧ICP備16000719號-1
京公網安備11010802014559號
彩票软件下载